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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Facebook早期的使命是“让世界更开放互联。”Twitter认为“每种声音都有影响世界的力量。”社交网络似乎有能让世界更美好的承诺。可是现实似乎跟他们的愿景背道而驰。世界不是更加和谐，而是更加极端化了；假消息、喷子当道，知识和理性被冷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社交网络和我们的世界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有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Mark Pernice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原文发表在《大西洋》上，标题为：The Dark Psychology of Social Networks
假设圣 经有关创世纪故事是真的：上 帝在六天之内创造出了宇宙，以及适用整个宇宙的所有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那再想象一下，现在是21世纪初，有一天，上 帝突然变得无聊了，就想找个乐子，把引力常数翻了一番。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都会被引力拉到地上；大量建筑物会倒塌；飞鸟会从天上掉下来；地球会离太阳更近，在热得多的地方重新建立轨道。
让我们再进行一次这种思想实验，只不过这次是在社会政治领域而不是物理领域。美国宪法就是智能设计的一项实践。美国的那些开国元勋们知道，以前的民主大都不稳定、短命。但是他们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们努力建立起符合人性的机构和程序，以抵御那些破坏众多自治尝试的力量。
比方说，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写下了他对“派系”力量的恐惧，他的意思是“在他们之间燃起仇意”的强烈的党派性或集团利益，让他们忘记了共同利益。他认为，美国这么大可能会为抵御派系主义的破坏提供某种保护，因为任何人都很难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散布愤怒。麦迪逊认为，派系首领的影响“可以在其特定的州内煽动火焰，但不能把大火蔓延到其它各州”。《宪法》里面的一些机制可以延缓这种蔓延，让激情冷却，并鼓励反思和审慎。
麦迪逊设计的耐久性已经得到了验证。但是，如果21世纪初的某一天出现了一种技术，这项技术在十年内改变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几个基本参数的话会怎样呢？如果这项技术极大地增加了“互相敌视”的规模以及愤怒蔓延的速度的话该怎么办？我们会目睹在政治上出现等同于建筑物倒塌、飞鸟从天上掉下来，地球离太阳越近的情况吗？
美国现在可能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社交媒体改变了什么
Facebook的早期使命是“让世界更开放互联”——在其发展初期，很多人认为，全球连接性的极大增强会对民主有利。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成熟，乐观情绪慢慢褪去，已知或可疑的危害清单越列越长：网上的政治讨论（通常在匿名陌生人中间）比现实生活吵得还要厉害，并且更加的不礼貌；不同党派的网络营造出愈发极端的世界观；假消息横行；暴力意识形态诱惑着新的成员。
问题也许不是连接本身，而在于社交媒体把那么多的交流都放到了公共舞台上。我们往往把沟通看作是双向街道。要伙伴之间轮流讲话、互相取笑、相互透露来建立亲密关系。但是，如果在那条街的两边竖起看台，上面坐满了朋友、熟人、敌人和陌生人，他们全都做出判决并发表评论的话，会发生什么？
社会心理学家ark Leary用“社会尺标（sociometer）”来描述内在的心理尺度，这种尺度会时时刻刻告诉我们，在别人眼中我们是怎么样的。Leary认为，其实我们不需要自尊。相反，进化的当务之急是让他人把我们看成是各种关系的理想伴侣。社交媒体把点赞、朋友、粉丝、转发这些展现出来，这相当把我们的社会尺度从隐私变成公开，让所有人看到。
人类已经进化成喜欢八卦、臭美、操纵和排斥别人的人。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新的角斗场所吸引。
如果你私下交流时经常恶不可遏的话，觉得烦的只是你的朋友，但如果还有其他听众的话，收益就不一样了——暴怒可以提高你的地位。2017年，William J.Brady以及纽约大学其他研究人员曾进行过一项研究，他们分析了50万条推特的覆盖范围，发现使用了带道德化或情绪化的词的推特流行度平均可提高20％。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对分歧表现出“怒气”的帖子（包括点赞和分享）的参与度几乎是Facebook上其他类型内容的两倍。
哲学家Justin Tosi与Brandon Warmke提出了“moral grandstanding（道德上的哗众取宠）” 这种说法，用以描述人们在公共论坛上用道德说教来提高自己声望的做法。他们就像一连串的演说家对着存疑的观众讲话一样，每个人都想努力超越前面的那个演讲者，从而形成某些共同的模式。哗众取宠者往往会“捏造道德指控，在公开羞辱中落井下石，把任何不同意自己的人说成错得离谱，或者过分的情绪化。”微妙和真相是这场为了赢得听众人口的角逐中的受害者。哗众取宠者会用放大镜仔细审查对方（有时甚至是朋友）说出的每一个字，以便能点燃公众的怒火。上下文崩溃了。说话者的意图被无视了。
人类已经进化成喜欢八卦、臭美、操纵和排斥别人的人。哪怕我们知道这会令我们变得残酷和肤浅，我们也很容易被这个新的角斗场所吸引。正如耶鲁大学心理学家Molly Crockett所提出那样，当我们看不到一个人的脸时，当我们一天很多次被要求对谴责公开“点赞”来表示偏袒时，阻止我们变成暴民的正常力量（比方说，反思和冷静的时间，或对被羞辱者的同情心）就会减弱。
从2018年10月开始：美国一直生活在詹姆斯·麦迪逊的噩梦里
换句话说，社交媒体把我们许多从事政治活动的公民变成了麦迪逊的噩梦：争相发布最具煽动性的帖子和图片的纵火犯，这帮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即时发布这些信息，而他们的公共社会尺标会显示自己的创作传播的距离有多远。
升级的愤怒机器
刚开始时候的社交媒体跟今天的感觉截然不同。Friendster、Myspace以及Facebook大概都是在2002年至2004年间出现的，它们提供了可帮助用户与朋友建立联系的工具。这些网站鼓励大家发布有关自己生活的精心策划版，但并没有提供会引发愤怒蔓延的手段。但经过了一系列旨在改善用户体验的小改进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那些调整改变了新闻和怒火在美国社会的传播方式。为了修复社交媒体，并减少其对民主的危害，我们必须设法理解这种演变。
2006年，Twitter问世时，其主要创新是时间线：用户可以在手机上查阅源源不断的、140字的更新。时间线是一种新的信息消费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源源不断的内容就像通过消防水管喝水一样。
同年晚些时候，Facebook推出了自己的版本，叫做动态消息（News Feed）。2009年，又增加了“点赞”按钮，从而第一次为内容的受欢迎程度建立了一个公开指标。然后，它又增加了另一项变革性的创新：一种可确定用户看到什么样的帖子的算法，其依据是对“参与度”（根据用户此前的点赞情况确定用户与该帖子互动的可能性）的预测。这项创新驯服了不断喷涌的内容水管，让它变成了一条听话的内容溪流。
News Feed用算法对内容进行排序使得可信性的层级变得扁平化了。只要能够产生互动，创作者发布的任何帖子都能够置顶在我们的动态消息栏。“假新闻”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滋生泛滥的，因为个人博客文章的观感跟《纽约时报》的文章一样。
Twitter在2009年也进行了一项重大改变，它增加了“Retweet（转发）”按钮。在此之前，用户只能复制粘贴旧的推特到状态更新，这有点碍事，需要几秒钟的思考和关注。Retweet 按钮的实质是开启了内容的无缝传播。一次点击即可将他人的推特传递给你的所有粉丝，让你可以分享具有传染性的内容。2012年，Facebook向增长最快的受众（智能手机用户）提供了自己的“转发”，也就是“分享”按钮。
Chris Wetherell 是给Twitter开发Retweet按钮的工程师之一。今年早些时候他曾向BuzzFeed 承认，现在自己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当Wetherell看着第一批Twitter暴民用起他的新工具时，他心想：“我们可能刚刚给了四岁小孩一把重武器。”
致命一击发生在2012、2013年，那是Upworthy 等网站也开始利用这些新功能，并且引领标题测试的艺术，靠变换几十种版本来找到点击率最高的那个。就是那种以“不敢相信，…...”开头，再配上精心挑选的、测试过图片，好让人有点击冲动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般不是想挑拨愤怒（Upworthy 的创始人对鼓舞更感兴趣）。但是这种策略的成功给标题测试铺平了道路，再通过新旧媒体情绪化的故事包装，使得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无耻的，有道德负担的新闻头条大行其道。在Esquire上， Luke O'Neil反思了主流媒体所发生的变化，并宣布2013年是“我们破坏互联网之年”。第二年，假账号开始在各个主要社交网络上面肆虐，到处煽风点火，激化党派之争。
当然，对于今天的政治愤怒，不应该把帐全算到互联网身上。自从麦迪逊时代以来，媒体一直在煽动分裂，政治学家认为，今天的愤怒文化的源头部分要追溯到1980、90年代有线电视和脱口秀的兴起。多股力量正在推动美国走向更大的分裂。但是自2013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社交媒体已成为任何想要煽风点火的人的有力催化剂。
智慧的衰落
哪怕社交媒体可以消除煽风点火的影响，也仍然会给民主的稳定带来麻烦。问题之一就是当今的思想和冲突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和取代了旧的思想和过去的经验教训。随着年轻一代的慢慢长大，信息洪流会不断涌入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各种想法、故事、歌曲、图片等等。假设我们可以捕获和量化三种信息流：老（100年前创建的）中（10到50年前创建的，属于父辈和祖父辈的）青（在过去一个月内创建的）三代信息。
现在，大家在旨在令怒火蔓延的平台上的联系已变得更加紧密。
不管这些信息类型在18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状态，随着广播、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其在20世纪的均势一定会转向新的领域。而在21世纪，这种转变几乎肯定会更明显、而且速度也会更快。当大多数美国人在2012年左右开始定期使用社交媒体时，他们彼此就建立起了超级链接，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对新信息的消费，比方说阿猫阿狗视频、名人八卦等娱乐内容，但也包括是的，而且每天或每小时政治动荡和时事热点，。日常的政治纷争、时事热点等, 同时减少了对旧信息的分享。这种转变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790年，哲学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写道：“我们害怕让人们各自依靠自己的那套理性去生活，去交往，因为我们觉得每个人的那套理性并不丰富，个人最好利用民族理性和时代理性的全部库存与资源。”得益于社交媒体，我们正在着手进行一项全球性的试验，以此来检验伯克的恐惧是否成立。社交媒体促使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丑闻、笑话或者时事冲突上，但是这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他们在投入到社交网络洪流之前很少有机会获取老一点的想法和信息-媒体流。
平均而言，我们文化上的祖先也许没有我们聪明，但是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是经历了一个过滤过程的。我们基本上都学到了那些值得世代相传的思想。尽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想法就是永远正确的，但是从长期来看，那些思想比过去一个月内产生的大多数内容都更有价值。尽管Z世代（1995年左右出生的人）可接触的书写和数字化内容之多是空前的，但相对于自己的前辈，他们对人类积累的智慧反而没有那么的熟悉，因此往往更容易接受自己的紧密关系网络里面那些能带来社会名声但最终会误导人的想法。
比方说，一些右翼的社交媒体平台，把20世纪被人骂得最厉害的意识形态，用来吸引渴望找到人生意义和归属感，并愿意给纳粹主义提供第二次机会的年轻人。调查表明，各个政治领域的年轻人都对民主失去了信心。
还有回头路可走吗？
社交媒体改变了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其突然性和力量之大几乎没人能预料到。问题是这些改变会不会导致麦迪逊等美国立国者设计自治系统时所做的假设无效。跟18世纪乃至20世纪末的美国人相比，现在的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旨在让怒火蔓延的平台上，这会增加公开亮相和滋生道德上的哗众取宠，同时让大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冲突和未经检验的想法上，跟以前起到稳定作用的传统、知识和价值观脱节。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等地方感觉全都乱套了的原因所在。
曾几何时，在美国的公共生活当中，赎罪被视为力量的一种，因为这不仅可以弥补自己的过失，而且还可以控制叙事的方式。但梅根·加伯（Megan Garber）写道，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未必。从本质上来说，社交媒体并不是坏事，它也有行善的力量——比方说它能让此前被掩盖的危害曝光，让此前没有权势的社区发声。每一种新的通信技术都会带来一系列建设性及破坏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发现改善平衡的方法。现在，许多研究者、立法者、慈善基金会以及技术行业的内部人士都在共同努力，设法想找到改进的办法。我们认为以下三类改革也许会有所帮助：
（1）减少公开表演的频率和强度。如果社交媒体只是给道德上的哗众取宠而不是真正的交流创造诱因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寻找减少这些诱因的办法。一些平台已经在评估所谓的“去尺标化（demetrication）”，也就是把点赞和分享的数量隐藏起来，这样每个人就可以自行去评估某个内容，从而让社交媒体用户摆脱这种无休止的，为了争夺人气的竞赛。
（2）减少未验证帐户的覆盖面。目前的这套系统受益最多的是那些坏蛋（喷子、国外代理人和国内挑衅者）。任何人都可以创建成百上千的虚假帐户，并用来操纵数百万人。如果主流平台均要求基本的身份验证才可以开设帐户（或至少要求能让所有者接触到大量受众的账户这样）的话，那社交媒体的毒性就会马上降低，民主就没那么容易被攻破。（发布本身可以保持匿名。）
（3）减少低质量信息的传播性。使用阻力越少，社交媒体的危害性就越大。事实证明，增加一些阻力可以提高内容质量。比方说，在用户提交评论后，AI可以识别与之前被标记为有害的评论相似的文本，然后询问“你确定要发布此评论吗？”结果表明，多这一步可以帮助Instagram 用户发布有害消息前三思一下。类似地，让一群专家能够审计推荐算法是否存在偏见和危害也可以提高所传播信息的质量。
很多美国人也许认为，美国现在的这种混乱是由于现在入主白宫的那个人造成的，只要他离开，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社会生活的太多基本参数已经改变了。这些变化的影响到2014年那时已经显而易见，而这些变化本身也促进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
如果我们希望在不满情绪不断积蓄的时代重新取得成功的话，就得了解当今社交媒体平台所创造出来的，对我们的成功怀有敌意的各种手段。然后，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善社交媒体。
译者：boxi。